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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 2015-10-10 21:14:49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中学第一次听到尼采的名字,他被斥为提倡“超人”、“权力意志”的狂人,还自称为太阳,简直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似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大学里找到一些中文介绍,读到尼采的反基督教(“上帝死了!”)和排犹anti-Semitism色彩(如被希特勒捧为“导师”),也记得一个细节说尼采很自豪与普鲁士国王同生日,还取了与国王相同的名字。这使我颇瞧不起尼采,二十几年来没有兴致读他的原文(日语或英语译文)。同时,我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由其夫人“威廉王后陛下女侍卫长”加上的“初版序”,也摆不脱德意志“官本位制”的奴性。 

两三年前,我读了爱玛·古尔德曼的传记Living My Life,很意外地知道她(一个女犹太安那祺主义战士)非常喜欢尼采,这使我决定要读一读尼采。后来,我又读到墨西哥安那祺主义者Magon等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的宣传中从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找到对腐败的墨西哥天主教进攻的同盟[1]。另一方面,我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很不情愿把斯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粗糙的《自我及其所有》单独作为一册列入其中,更想把丰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反教会思想一同收入《德意志安那祺主义》一册,这似乎也绕不开尼采。我这里依据尼采的《论道德的发源》(中文多译为《道德谱系学》)和他最后的精神回顾《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或译为《瞧!这个人》)的英译版[2]

1887年出版的论道德的发源由三篇文章构成,是尼采精神崩溃的1888年前的最后一本著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尼采作为经典语义学classical philology(退职)教授,功底深厚,鄙视英国的功利主义学派不顾历史背景的伦理说教,专注于基督教道德概念的发生以及演变,力论神圣的基督教道德观的起源是卑鄙的世俗的权力意志较量的结果,而基督教道德观所提倡的禁欲主义也只不过是低级可笑又没有根据的迷信,腐败人类。

《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有一个序及15章,其中第4章到第13章是他对其同名书籍的回顾。从它的一些标题如“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这么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天命”中,可以看出他近乎疯狂的自大。不过,真正能对人类思想提供贡献的天才,可以得到宽容的特权。我从中找到尼采关于他的出生的说明:“我自己出生于10月15日、上记国王的生日,所以也适当地被取了个赫亨佐伦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选择那一天至少有一个好处:我孩童时的生日总是节日。[3]”至少,要挑战上帝的尼采还不至于堕落到普通一个国王的水准。

当他这样评价自己:“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 欧洲第一个完美的虚无主义者”、“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时,我们看到他与反抗权力、权威的安那祺主义的自然连接 。我注意到尼采在《论道德的发源》的三章中各用过一次安那祺主义,用法很不准确,大致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当。例如,在提到妇女的解放时,他说,“解放了的妇女是永久女性化世界里的安那祺主义者,她们的最基本本能是复仇。[4]”我本来就没有期待从尼采那里学到政治理论,所以也不在意他对安那祺主义的敌意和无知。

尼采与现代社会关联的重要性,当然是他对基督教的尖刻嘲笑、愤懑和不共戴天的攻击。这可以随意从他的原文内容和语气中感受到:“罪恶的起源困扰着我,…至于问题的解决…我把此殊荣赋予上帝,公平地使他成为罪恶之父。[5]”“上帝自己做完一天的工后,变为一条蛇躺倒在智慧之树下,这样他复原为上帝…魔鬼只不过是上帝那第7天的消遣。[6]”对于基督教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么直接亵渎上帝更深重的罪恶了,这也是许多严肃的思想家排斥、无视尼采的一个因素。

进一步,“基督徒至今成为唯一的道德者—这本身是无比的好奇—,作为唯一的道德者,基督徒比人类最鄙视的人在梦里想象的更荒谬、虚假、自负、轻薄、无能。基督教道德作为最恶毒的谎言意志的形式、人类的真正的(把人变为动物的)色斯,使人类堕落。[7]”“我不喜欢《新约》,…这些卑下的行省人,他们甚至妄想‘永生的皇冠’。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干什么?…他们的野心可笑之极:这样一些贱民反胃回吐他们的最微不足道的私怨、愚昧、忧伤和烦琐,好像人类的心灵就是为了他们而存在似的。[8]”这样的好战格调充满了整个尼采的笔端,而他还能真名实姓出版,还能继续领取大学“退职”津贴,可以想象德意志能够辈出世界思想家的自由条件,令今天的中国文人羡慕不已。尼采解释道:“我有权向基督教发起进攻,因为我从来没有从那里经历不幸和挫折。”[9]

作为被犹太/基督教奴隶道德颠覆了的高贵罗马文化的继承人,作为高雅、激扬的德意志散文“顶峰”(同时代的另一用德文写作的高手是犹太人海涅),很遗憾尼采没有利用他的语义学知识在理性的指导下对《新约》进行近代科学的(可推敲验证的)研究。尼采在《反基督》书中更全面展开对基督教的攻击,特别指出保罗因为自己内心的怨恨(借用法语ressentiment一词),成为耶稣思想的最大歪曲者。其实,包括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的见解更为中庸:正是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法学家保罗目睹耶稣的门徒们无能、无力、缺乏信仰,才从基督教的迫害狂,借助他自己声称的梦中耶稣显灵,摇身一变成为耶稣的代言人(地上的基督),把一个衰退帝国的偏远行省的不起眼部落的异端信仰转换成统治世界的宗教。短命的斯宾诺莎用拉丁文(新体)写成的对《旧约》的研究《神学政治论》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1670)奠定了近代政教分离的基础,但我们没有读到一部具有类似启迪价值的对《新约》的研究。难怪,不同意斯宾诺莎的人也不得不尊敬斯宾诺莎,讨厌尼采的人不屑于理解尼采。

不过,尼采毕竟幸运。各处、各时代都会有人找出他各为所用。而较早于尼采、影响过尼采的斯蒂纳几乎无人知晓。虽然尼采没有在他的书中提及斯蒂纳,但可以很容易看出两人反基督教的雷同立场。 例如,斯蒂纳宣称:“上帝、基督、三位一体、道德、善,等等,是这样的产物,我必须不仅让我说它们是真理,也要说它们是欺骗。[10]”说起来,伟大的宗教改革和辉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造就、保护了他们,他们都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远离左翼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更远端,还有与尼采同期的马克思,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化了四百多页篇幅讨论斯蒂纳。比起单调粗糙的斯蒂纳和建造起庞大思想体系取代基督教的马克思,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贡献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因为即便只在欧洲,尼采在关于正在取代和远远超越教会功能的近代社会组织(国家)的问题上完全无知。斯蒂纳指出:“听听基佐大臣的话吧:‘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对思想的指导和控制。过去教会完成这一使命,现在教会不适应了。这个重大任务有待于大学来完成,而大学将会胜任。我们政府有责任支持它。’…不管是教会、《圣经》还是理性(路德与胡斯早就诉诸理性了),作为神圣的权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11]”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1989年日本的文部省及其属下的国立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都是旧帝国大学)等,配合日本政府的“国家利益”出卖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悲惨教训。而我自身正是在现代中日关系最肮脏、黑暗的时刻,发现了基于个人精神自由的再洗礼派基督教(门诺教派)。基督教可以、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已经改新(“新教”),(被尼采宣判死刑了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复活呢?

虽然尼采在文学(散文)、艺术(音乐)、语义学、哲学评论等方面天才性的创见(如刚性、太阳Apollinian与酒、狂欢Dionysian这一对概念的发挥)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莎特的存在主义、福科的权力分析等产生过影响,但他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性由于没有涉及政治(国家)、经济制度而没有超越出“传统欧洲”(主要是德法)的地域。尼采对基督教的唐吉珂德式的攻击,就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彩展开也没有多少关联。例如,政教合一的俄罗斯沙皇专制下导致的俄罗斯革命彻底废除了东正教却树立了政治的独裁,在南俄罗斯/乌克兰勃起的安那祺主义与门诺教派发生悲剧性冲突(见笔者“门诺教派与马克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在西班牙内战中天主教帮助弗朗哥推翻共和并维护政权,在朝鲜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接受基督教作为国家意志形态,等等,都与尼采的牧歌式“决斗”没有关系。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席位,仅限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中部;对于现代社会在世界上的展开,不必打扰尼采,让他安息吧!

 

[赵京,2010年5月25-26日]



[1] Dreams of Freedom: A Ricardo Flores Magon Reader, ed. Chaz Bufe & Mitchell Cowen Verter, AK Press, 2005. p.60.

[2]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Translated &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 Edition, November 1989.

[3] “I myself, born on the birthday of the above named king, on the fifteenth of October, received, as fitting, the Hohenzollern name Friedrich Wilhelm. There was at least one advantage to the choice of this day: my birthday was a holiday throughout my childhood.” Ecce Homo, p.226.

[4] “[T]he emancipated are anarchists in the world of the ‘eternally feminine,’ the underprivileged whose most fundamental instinct is revenge.” Ecce Homo, “Why I write such good books,”p.267.

[5]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evil pursued me… a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 gave the honor to God, as was only fair, and made him the father of evil.”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pp.16-17.

[6]t was God himself who at the end of his day’s work lay down as a serpent under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us he recuperated from being God….The devil is merely the leisure of God on that seventh day.” Ecce Home, “Beyond Good and Evil,” p.311.

[7] “The Christian has so far been the ‘moral being’—a matchless curiosity—and as the ‘moral being’ he was more absurd, mendacious, vain, frivolous, and more disadvantageous for himself than even the greatest despiser of humanity could image in his dreams. Christianity morality—the most malignant form of the will to lie, the real Circe of humanity—that which corrupted humanity.” Ecce Homo, “Why I am a Destiny,”p.332.

[8] “I do not like the ‘New Testament,’ …they even want ‘the crown of eternal life,’ these little provincial people; but for what? to what purpose? …Their ambition is laughable: people of that sort regurgitating their most private affairs, their stupidities, sorrows, and petty worries, as if the Heart of Being were obligated to concern itself with them.”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p.144.

[9] “When I wage war against Christianity I am entitled to this because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misfortunes and frustrations from that quarter.” Ecce Homo, p.233.

[10] “God, Christ, trinity, morality, the good, etc., are such creatures, of which I must not merely allow myself to say that they are truths, but also that they are deceptions.”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Translated by Steven Bying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98.

[11] Hear Minister Guizot: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today is the guiding and dominating of the mind. Formerly the church fulfilled this mission; now it is not adequate to it. It is from the university that this great service must be expected, and the university will not fail to perform it. We, the government, have the duty of supporting it therein.’…Whether the church, the Bible, or reason (to which, moreover, Luther and Hus already appealed) is the sacred authority makes no difference in essentials.” Stirner p.304.(随便插入一句:这个基佐也是令马克思等人羡慕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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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股东年会上的提问 2015-10-08 09:05:10

今天很早起来,打开电脑,从网上出席在香港同日晚9点(加州早上6点)召开的阿里巴巴第一次股东年会。近来,已经成为国际公司的各大公司逐步采取virtual网上会议的形式,一方面便于公司控制会场,另一方面扩大股东的参加,各有利弊。

今天的正式议程只有股东年会必须的两项:选举(部分)董事和确认会计行,在24分钟内顺利完成。接下来有15分钟的Q&A问答时间。我从会议开始自此已经用英文输入提问了:一、马云说邓小平1989年镇压是对的,为什么连邓的家人都承认这是一场悲剧?二、媒体广泛报道江泽民的孙子、刘云山的儿子通过后门交易持阿里巴巴股分,谁否属实?还有别的政府高官家庭持股吗?

我紧张地计算着问答时间:开始的中英文提示用掉了3分钟,第一个现场的股东用中文问了两个关于高管们对阿里巴巴前途的发言的差异的长问题,接着是英文翻译,等CEO回答完后,再翻译成英文,基本上到问答时间的结尾了。我赶紧输入抗议(英文):三、15分钟的问答时间太短;四、应该问答关于公司政策的提问;五、第一个问答很像是你们事先预定好的表演。

似乎会议主持者接到别的股东类似的不满,没有按时终止问答时间,开始从网上挑出两个问题:公司股价下跌和长期战略。幸好问答都只用英文,大概是 因为网上的提问都来自美国。接着又从现场接受了一个小股东的中文问题。

我抓住最后的时间,输入三个直接的公司治理问题(英文):六、公司是否会考虑将来采取“一股分一票”的结构?因为这是目前美国和国际公司治理的主流;七、鉴于阿里巴巴的国际业务扩展,是否有必要向微软2012年那样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八、阿里巴巴将来如何计划在美国(如硅谷)直接开展办公室和业务?

主持者又回到网上挑选出两个英文提问,最后,CEO终于回答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说公司正在学习开拓国际市场,已经在旧金山和西雅图开设了办事处,将来会在美国开展更多的业务。

问答时间延长了一倍,半个小时后结束。这是我以亿分之一的股份改造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化的初步尝试,任重道远。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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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列宁的会见 2015-10-04 17:44:19

马赫诺[1]

第二天1点钟,我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插图为1918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地点见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列宁。列宁很友好地欢迎我。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指示我坐到一个椅子上。把斯维尔德洛夫让在另一把椅子后,他对他的女秘书说,“请不要打扰我们,直到两点钟。”然后他在我对面坐下,开始提问。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地方来的?”然后问:“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敌人--特别是(乌克兰)中央拉达当局—对这个口号是什么反应地区?”最后:”你那里的农民反抗奥德侵略者吗?如果反抗,农民的反抗为什么不能转变与红军共同战斗的起义呢?你看,我们为了捍卫革命果实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给了简短的答复。列宁以他的特殊方式,努力提出问题让我逐点回应。例如,列宁重复3次问我:“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他我的答复感到惊讶。 

“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这个口号。根据他们的解释,一切权力,在所有生活领域,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意识与意愿相同。农民明白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无论在乡村、县城和地区,只是革命组织和人民的经济自我管理工作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翼社会党和他们的联合政府。

列宁问:“你认为这样解释我们的口号对吗?”  

我回答“对”。 

“那么,你的地区的农民被安那祺主义感染了!”

“这有什么不好?” 

“这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们很高兴,因为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回答道:“但我怀疑这种现象是自发的,它是安那祺主义宣传的结果,但不会持久。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革命热情,在有机会生出一个组织之前,就被得势的反革命的力量破灭,已经消失了。 

我对列宁指出:一个政治领导人不悲观或怀疑。 

“因此,根据你的意见,”斯维尔德洛夫打断道,“我们应鼓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安那祺主义倾向?”

我回答:“哦,你们的党不会鼓励他们的。”

列宁抓住机会了:“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反革命铺平道路最终摧毁自己和无产阶级吗?

我无法克制自己,变得非常难过。我列宁指出:安那祺主义和安那祺主义者与反革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导引无产阶级朝那个分裂的方向。 

“这真是我说的?”列宁问我,然后说:“我想说的是:安那祺主义者缺乏大众组织,无能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因此,他们没有高升到任何地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保卫我们所夺得的、极为珍贵的一切。

谈话接着转向列宁所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如何解除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士兵的武装、中央拉达等乌克兰势力、德国军队、以及红军卫队在乌克兰的影响只限于铁路沿线等(译文略)。

斯维尔德洛夫有时盯着我,有时看列宁。列宁紧紧地握住手,斜着头,陷入沉思。然后,他直起身,说:“你刚才对我说的一切真令人遗憾。”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他补充说,“通过改组红军卫队到红军,我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夺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斯维尔德洛夫热情地回答道:“对,对”。 

然后,列宁问我:“你在莫斯科有什么工作打算?”

我回答说,我没有长留的打算。按照在塔甘罗格召开的党派团体会议决定我会在7月初重返乌克兰。”

列宁问“秘密地?”

“是的”。 

面对斯维尔德洛夫,列宁评论说: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已经准备好任何牺牲。但他们是盲目的狂热分子,他们忽略现实,只考虑遥远的未来。”这不是针对我的,他说:“你,同志,我认为,有一个现实的态度面对我们时代的问题。如果俄罗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安那祺主义者都像你,我们共产党人将准备与他们合作,在某些条件下组织劳动者的自由机构。

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尊重列宁,尽管我刚获得的信息告诉我正是他对毁灭莫斯科的安那祺主义组织负责,而这也是在许多其他城市毁灭类似组织的信号。我的良心使我对自己感到羞愧。对列宁,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革命和它的成果对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样重要。我们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哦,不要这样教育我们,”列宁笑着反驳说。“我们了解那些安那祺主义者和你。他们多数没有考虑现实,或至少他们对现实很少关心。但是,现在事态非常严重。对革命者来说,不会去关心现实或不采取积极的态度与立场就很可耻了。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只是思考和描写未来,不了解现状。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与你们的分歧。

说完这些话,列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开始来回踱步。

“是的,是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对未来有高明的见解,但在目前,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的态度是可悲的,因为他们的狂热是缺乏内容,他们没有对于未来梦想的真正的联系。

斯维尔德洛夫带着恶意的微笑,转向我说:“你不能否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评论是公正的。”

列宁急忙补充:“那些安那祺主义者们认识到他们缺乏当今生活的现实观吗?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想这些问题。 

对此,我告诉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我是一个半文盲农民,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反驳列宁关于安那祺主义者的意见。“但我必须告诉你,列宁同志,你说安那祺主义者不理解现实,说他们没有与现实的真正联系等等,基本上是错误的。安那祺-共产主义者在乌克兰(或叫‘南俄’,因为你们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尽量避免乌克兰’这个词)已经证明他们坚定地深入现实。整个乌克兰农村反抗中央拉达的革命斗争,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也有部分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推动的(当然,他们有完全不同于安那祺-共产主义的目标)。你们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村庄中几乎没有任何存在。在他们渗透之处,影响也很小。几乎所有的乌克兰社区和农会都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影响下成立的。劳动人民抵抗反革命、特别是反抗奥德入侵的武装斗争,都完全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有机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把这些功劳归于我们,对于你们的党很不光彩,但这些都是事实,你不能反驳。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谁是乌克兰自由革命的有效力量和战斗能力 。你们(在俄罗斯的斗争)激起他们英勇地捍卫共同的革命果实的勇气。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战斗在安那祺主义的旗帜下 - 莫克罗索夫、马利阿·尼克佛罗瓦、特切德勒底尼亚克、加林、鲁涅夫等忠于革命的军队指挥官,还有很多人,都是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我也可以提起我自己所属的组织和所有其他的保卫革命的志愿兵党派团体,他们对于红军卫队是必不可少的。

“这说明你是如何的错误。列宁同志,你说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没有脚踏实地,说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可悲、说我们只会梦想未来。我现在对你讲的都是事实,不可质疑。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都与你对我们的结论相矛盾。大家都看到我们坚定地根植于现实,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搜索实现未来愿望的手段。我们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在这一刻,我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他脸红起来但继续微笑着。至于列宁,他摊开双手,说:“也许我错了。” 

“是的,是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你太刁难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了。我相信,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你太不了解乌克兰的实情和我们的作用。 

“也许我能不否认这点。但无论如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 列宁回答说。

察觉到我的情绪,他极力安抚我,像一个父亲那样。他巧妙地试图转换话题。但是,我的坏脾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容许我有兴致再进一步讨论下去,尽管我多么尊重列宁。我感到侮辱。虽然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谁,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而我还有很多需要向他学习。我的心情改变了,我的答也心不在焉。我感到一种断裂和厌恶的感觉。

列宁很难对付我的这种态度变化。他努力化解我的愤怒,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注意到我由于他的口气变化而恢复到以前的态度,他突然问我:“你打算秘密返回乌克兰?”

“是的,”我回答道。 

“我能为你提供帮助吗?” 

“我很乐意,”我说。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问:“谁目前负责派遣我们的人到南方去?”

“卡尔片科同志或扎通斯基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回答道。“我需要确认一下。” 

在斯维尔德洛夫打电话问谁负责向乌克兰派遣特工人员的同时,列宁试图向我表明:共产党对于安那祺主义者并非如我认为的那样敌对。

列宁说,“如果我们被迫采取有力措施赶出占据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责任不在我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窝藏土匪。你必须知道,他们被允许占有与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不远处的另一栋大楼,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工作。”

“你有什么证据,”我问列宁,“证明在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包庇土匪?”

列宁回答道:“有。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收集和验证过情报。否则,我们党就不会授权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斯维尔德洛夫坐下来告诉我们,卡尔片科同志负责转送特工,但扎通斯基同志也很知道此事。

列宁立即叫道:“好,同志,明天下午或什么时候,去找卡尔片科同志,请他为你提供秘密进入乌克兰的帮助。他会让你跨过边界。”

“什么边界?”我问。

“你不知道最新的进展吗?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已经设立了边界,由德国队守卫着。”列宁气愤地说。 

“然而,你不是认为乌克兰是‘南方俄罗斯'吗?”我问道。 

“同志,主观考虑一件事物是一回事,客观处理一件事物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反驳道。 

我没来得及作出反驳,他说:“你去告诉卡尔片科同志,说我派你去乌克兰。如果他不相信,让他打电话给我。这是他的地址。

然后,我们都站了起来,握手、交换亲切的致意,我就离开了列宁的办公室。我甚至忘记提醒斯维尔德洛夫让他的秘书我一个证明文件,使我在莫斯科苏维埃找到一间免费住处。

我很快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立即出发去找布尔采夫同志。

 

[赵京译,2010年1月30日]



[1] 译自马赫诺的自传http://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krem/visit.htm。时间在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退出战争的布列斯特和约条约(3月3日)后。在会见列宁的前一天,马赫诺访问克里姆林宫,见到布哈林等人,与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俄共书记,列宁最信任的助手,不久染上流感去世,由斯大林接任)进行了交谈,并约好第二天来见列宁。这次见面可以看出老练的列宁对年轻的农民安那祺主义战士在布尔什维克无能为力的乌克兰地区的利用。据Victor Serge在自传(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 p.119)中回忆,当时,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会议召开,列宁与荷兰的Benjamin Markovich Aleynnikov谈判,同意与安那祺主义者合作,承认安那祺主义者在乌克兰自治。托洛茨基后来(1938年)也证实这一点。另外,马赫诺在“布尔什维克如何欺骗”How the Bolsheviks Lie(发表在 Dyelo Truda, March 1927, No. 22, p.12. 见Nestor Makhno, The Stur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Alexandre Skirda, AK Press, 1996. p.100.)中,后悔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影响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安那祺主义水手、也是克朗斯塔特代表的Anatoly Zhelezniakov在1918年1月9日解散立宪会议时,被布尔什维克欺骗,没有同时把列宁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也解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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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er Proposal of Jing Zhao for Apple 2015-10-02 20:06:13

Bay Point, CA 94565

September 28, 2015

Via email to: shareholderproposals@sec.gov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

Office of Chief Counsel

100 F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549-2736

 

Re: Shareholder Proposal of Jing Zhao for Inclusion in Apple Inc. Proxy Stat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common reason and logic to rebut the three baseless excuses for exclusion of my proposal in the September 25, 2015 Apple letter to the SEC. However, to prevent the company’s Board from repeating the same baseless statements in their Opposition Statement against my proposal,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I.              My proposal does not involve the company’s ordinary oper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supporting statement, it is clear that it concerns the compensation of senior executives and directors. Furthermore, for the purpose to include my proposal to the 2016 proxy material, I am willing to remove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proposal so shareholders can vote and the company can implement it without any ambiguity.

II.            My proposal is neither vague nor indefinite. For the purpose not to “micro-manage” the company, the proposal does not redefine the commonly used terms “include,” “outside independent experts” and “general public” so the company retains the power, authority and flexibility to implement the proposal.

III.           The Company does not lack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implement the proposal, but lacks the willing to follow regulations.   By nature, my proposal is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company’s Board only. If it has some overlaps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 company can choose not to violate Commission and NASDAQ rules.

 

Shareholders have the right to vote on this very important policy issue.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me at 925-643-**** (phone/fax) or zhao.cpri@gmail.com.

 

Respectfully,

 

Jing Zhao

 

Cc:  Gene D. Levoff 

Sam Whit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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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罗马社会规范 2015-08-09 23:02:26

在政治秩序的变迁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罗马社会规范

1984年清明前后一周,学校组织我们去三堡八达岭长城下植树。白天劳动过后,晚上同学们都外出了,远处隐约传来悠扬的笛声,我独自在幽静的营棚里读着塔西陀的《编年史》。塔西陀对历史人物的动机和行为的道德透视无以伦比[1],“仔细地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确实很值得,因为人们从别人的命运中学会德行,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洞见分辨善恶、识别利弊”[2],“我认为历史的功能在于不遗忘那些有价值的行为、警示丑恶的言行为后代的堕落带来的恐惧[3]。仿佛幼年的卢梭躲在屋角独自投入普鲁塔克的世界一样,我深深地为古代罗马的social order社会规范与秩序所陶醉,伴随着吉本撰写《罗马帝国兴亡史》那样的内心冲动,萌发了报考拉丁语研究生的念头[4]。这样的精神历程,就像斯宾诺莎发现了作为精神家园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激励了我在以后的几次人生选择重大关头与苏格拉底等同道为伍。

正如柏拉图所说,希腊的历史就是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史,为此他留下了《共和国》,我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达到一些简单的结论,但没有足够的知识深入考察希腊社会[5]。在“作为观念与现实的康德至善召唤”[6]中有所扩展,略微考察了《伊利亚特》这个史诗中显示的古希腊道德规范[7],不妨作为本文的引子。【其中大量的对白揭示出人性的冲突和选择[8]。……老朽的Priam本来就因为没有及时惩处毫无道德观念的儿子Paris[9],难逃厄运。其次,当希腊讨伐大军兵临城下时,智者Antenor建议归还海伦和财物,也可以挽回被屠城的命运,但Paris只愿交还财物、不肯交还海伦,而Priam又袒护儿子[10],葬送了最后的和平机会。不过,除去史诗作者附加的天神的指使、怂恿和鼓励、保护,老国王没有昏庸地命令已经被打败的特洛伊及其同盟再作无为的牺牲,而是置生命和荣辱于度外,担当起作为父亲的最终道德责任,也上得了希腊英雄榜。而武艺最高强的希腊英雄Achilles从可怜的Priam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形象,比别人更同情老国王,体现出人性的深度。说到底,艺术作品的最终价值就是对人性的揭示,从这个情节上,作者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悲剧的笼罩,为我们呈现了英雄般的史诗传颂。/……赫克特尔的英雄气概主要不是为了他人(即将被屠杀的年迈父亲和刚出身的儿子、即将成为遥远陌生人的奴隶的妻子,和被屠杀的特洛伊城邦及盟军),他在最危机关头没有想到他们,而更是为了自己的arete[11]。……他服从内心的至善召唤,留在城门之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壮烈使命,在与Achilles的决斗中获得了永生,在希腊英雄榜上名列第一,符合康德的“只有持有良好的意志,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幸福”信念[12]。/……这种对arete的追求,贯穿了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在希腊文明的代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最透彻的体现。…他就是康德建构的以至善召唤为中心的庞大道德体系的理想王国的体现者。如荣格所说:“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现实”。[13]

正如希罗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是一个有共同血缘、习俗、语言和宗教连接起来的民族(感谢荷马史诗),但他们至少有七百个政治上独立的村落/城邦[14],而异军突起的希腊文明,其实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希腊社会规范和秩序social order,以雅典最为典型。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年[15]雅典开始具有被称为polis特征的公民社会雏形,一个世纪后发展成一万左右人口的城邦。这段期间,Medontid君主体制逐渐瓦解,国王的军事权力先被polemarch(战争首领)分走,后来内务让位两个archon(代理),最终,雅典的公民事物由一个每年选举产生的九人“执行议会”管理[16]。与此同时,虽然还没有决定权,由全体(自由人男性)公民组成的全体会议Assembly也逐渐形成[17]。新成立的国家开始介入私人/家族间的流血冲突,区分蓄意谋杀和无意或正当杀人,由国家来主持公道为受害者伸冤[18]。几乎与此同时,爱琴海东部靠近小亚细亚沿岸的Chios岛(据说是荷马的故乡)也发现了关于法务管理的制定、由“法律”取代三百人的贵族议会等记载,带有民主的因素[19]

立法者[20]梭伦的改革完全制止私人自行报仇,复仇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来执行,同时也赋予普通的自由农民也享有以个人诉讼的权利[21]。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由来。虽然古希腊社会里妇女和奴隶没有公民权(建国之初的美国也如此),但随着公民范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权利和基础会越加牢固。梭伦也制定了由四个部落各选举一百人出来的四百人议会Council[22],作为国家的“双锚之一”制约具有贵族性质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九人执行议会[23],也审判重大诉讼。梭伦最后拒绝了雅典的独裁者职位,因为“专制固然是个很向往的位置,但没有一条退出的道路”[24],为后来的华盛顿等树立了榜样。能够提供这样的明智政治家的雅典是最高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文明,所以柏拉图临终时为生为希腊人庆幸[25]

雅典人没有按照梭伦的立法运转下去,接下来的统治者Pisistratus基本上被形容为独裁者,但他主要在幕后操纵(包括操纵选举!),国务活动也平和地运行,“为将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26]。梭伦的四百人议会也没有什么活动记载下来,但模仿它而在Cleisthenes统治下成立的五百人议会则留名青史[27]。“它的五百名成员来自10个新成立的部落,每部落出50名,30岁以上。根据人口规模被代表,对于雅典民主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除非节日或以外,议会每天开会[28],可以想象在雅典这个一万人左右的城邦维持民主运行的艰辛以及雅典市民的悠闲财力和民主素质之高。除了五百人议会,任何人也有权利直接诉诸全体市民大会。这种直接民主的运营方式,要求国家的规模不能太大,在从卢梭到蒲鲁东的思想里都得到反映。以今天美国民主运行的情形,也不难想象相应的律师、辩论士等游说集团的产生[29]。重要的是,isonomia“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30]。正是这样的高度发达文明制度,加上海上帝国带进来的财富[31],在公元前五世纪把雅典推上文明灿烂的顶峰。而希腊文明的高峰就体现在苏格拉底,同时也是教师、辩论大师[32]和被告身份的苏格拉底的职业的目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改善自己:“与其反驳别人,我更欢迎被别人反驳。因为我认为反驳别人是帮助别人从坏难中解脱,而被别人反驳是解救自己,所以我得益更多”[33]。他在法庭上雄辩地声称:“如果非要选择加害于人还是被害于人的话,我宁愿选择被害于人!”[34]与中国的“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伟大但没有人实践的德行相映生辉。

此时,“我们看见有许多伟大人物崛起,他们做了他们同胞的统治者,并不是凭着他们的门第,而是由于才能、想象、学识出人头地,受人尊敬”[35]。而“希腊世界的丰富,只是寄托在无数的魅力、可爱、动人的个体上”[36],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得到充分发挥[37]。与其记载人物事件,普鲁塔克更关注道德[38]的垂范功效,以致“这些伟人的德行就像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如何调整和修正自己。…从他们的行为中挑选最崇高和值得了解的事迹”[39]。他时常从传记的主人公的命运里阐发人生的哲理,传达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的论教[40],且更打动人心。“比起政治和帝国的变更,他更关注个人的性格、行为和动机,职责是否履行并得到奖励,傲慢是否受到惩戒,草率发怒是否有所改正,人道、公平处事,慷概是否得到公开的凯旋认可或者要依靠看不见的社会来承认”[41]。“请记住我的意图不是记述历史,而是生活。那些最荣耀的功绩并不总能为我们提示最清晰的人的德行或劣迹的图像,有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表达或玩笑比那些著名的围攻、耗尽国力的备战或血战等更能传达出人的性格和喜好”[42]。“命运变幻无常,但善心和欺诈的本性难改”[43]。“虽然不幸的Philopoemen总是遭到本国人的反对,这种悲惨同时也是他的功德证明”[44]。“勇气和智慧确实很难看到,但在所有的好事中,最难看到一个正义的人。例如,Agesilaus, Lysander, NiciasAlcibiades都知道怎么当将领、从事战争、指挥士兵在陆地和海上得胜,但不懂如何把成功用到宽大和正直的目的”[45]。罗马的第二任国王Numa Pompilius推辞自己“不会统治,喜欢退休和学习”,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罗马创始人Romulus的三百人卫队,“说他不会怀疑那些信任他的人民,也不会统治不信任他的人民”,还“希望农业能够培养人民亲近和平的性情,把它作为一种道德而不是经济利益的手段”[46]。而精于理财的“经济学家”老加图虽然在罗马德高望重,但过于吝啬,卖掉年老的奴隶,受到普鲁塔克无情地贬斥:“一个善良人毫无疑问会爱惜老掉无用的马匹和狗犬。我们对生物,不能像对鞋子和盘子那样,用旧了或坏了就扔掉。更不能为了一点小钱把一个老人卖掉,把他从自己生活了多年并已经适应了的生活环境中赶走。这个老人对外邦的买主更没有用处”[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普鲁塔克的传记,才使得(小)加图、斯巴达国王Agis、西西里解放者Dion、布鲁图斯[48]等政治家获得了远超出他们在实际历史上的地位。作为柏拉图在西西里和雅典学园的弟子,Dion的政治活动可能并没有得到已经年老的柏拉图的指导,但他在战争中的道德行为都以雅典学园的教育为准测。当然,正如柏拉图本人在西西里的经历一样,缺乏“祖国”民众支持的Dion主要靠“外国”的志愿军[49],夹在同胞民众、本地水手和忠诚的志愿军的冲突中[50],几次丧失推翻暴政的机会。最后胜利后,却被一直跟随他的希腊志愿军同伙谋杀,也没有人替他复仇[51],使我联想起两千年后在非洲刚果丛林、南美洲玻利维亚山野孤军蛮勇的切·格瓦拉[52]

自从跟着庞培逃出罗马,小加图“从来没有理头发、剃胡子、戴花冠,总是为国家的灾难难过、悲哀和沮丧,无论哪一方失败或胜利,都是如此状态”[53]。他最大的德行是督促庞培和随他逃出罗马的“国会”通过法律不能屠杀罗马人的城市、除了战场之外不能杀害罗马市民[54]。这实际上解救了几乎所有被恺撒击败的敌人,包括加图的儿子和后来杀死凯撒的布鲁图斯。这也是死去的罗马共和文明的规范,值得后来人类历史上所有交战方效仿,以此衡量它们的开化/野蛮程度。庞培战败逃亡被杀后,还迂腐于旧法规(或者是更大的聪明)的加图以自己是prator(地方长官)为由,把领导权推给政论演说家consul(执政官)西塞罗[55]和庞培的岳父proconsul(副执政官)西庇阿[56]。最终,加图没有逃往部落首领Juba的山里,也拒绝了西庇阿的屠杀岛上愿意投降的三百名(户)居民、誓死抵抗恺撒的军事建议,镇定地安排罗马人从海上逃走后,打着响亮的呼噜睡了一个好觉后,再读两遍柏拉图关于灵魂的书,从容自尽,“在所有正义和忠实方面都征服了恺撒”。岛上所有的三百名居民都闻之动容,完全无视恺撒的进攻,隆重安葬了这位“唯一自由和不败的人”[57]。加图实现了柏拉图对幸福命运的预言,集权力、智慧和正义于一体[58]。写到这里,沿着普鲁塔克的比较笔法,笔者不由得比较起满清灭亡时中国的一位投湖自尽的“殉道”文人,他的“道统”有什么值得效仿、记忆的规范呢?

斯巴达有两个互相制约的国王,国王们还受制于权力更大的每年选举的监督官们Ephors和终身“法官们”Elders[59]。很像指挥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中的“王中之王”阿格门农为了征召希腊联军,不得不以自己的女儿为牺牲献祭,归国后被妻子及其情人暗杀(其儿子又为了替父亲报仇杀害母亲),不由得吟唱到:“我们过着虚华盛宴的统治者的生活,同时为众生提供奴仆般的服务[60]。这是何等的人生!加图自尽之前把儿子叫道床前,告诫他以后不要从政,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去干可耻的勾当[61]这确实是人们从事公共事务的真实条件,那些获取人民领袖和州长的自负头衔的人,很容易成为人们开玩笑和无常变幻的奴隶和随从。为了迎合大众,那些挂着州长头衔的人,实际上成为群众的下属。正如Phocion在国王Antipater干蠢事而又希求得到称赞时回答的那样:‘你不可能同时得到吹捧和友谊’[62]。年轻高尚的Agis为了推动减轻债务、平分土地的改革,捐出现金和所有继承的地产,还发动母亲、祖母也以身作则[63]。最终,富裕的统治集团收买了他的朋友们,把Agis以及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杀害了[64]。不过,Agis的女婿、也是国王Leonidas的儿子Cleomenes继位后,汲取Agis的教训,利用对外作战的机会,带兵杀死、解散了监督官们,与家族一道,带头捐出全部财产,平分了土地[65]

再如,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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