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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姜永宁之死 2015-08-05 19:37:02

阿森姜永宁之死

 

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张大字报。另一个比他稍稍年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轻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不会的,我们早就说清楚了。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兵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年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饶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就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己经受了审,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着党的政策。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

文革中凡揪则大特务大地主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扎眼的几个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作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一天作为最令他留恋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想流泪,但又能找谁述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了屈辱。他父亲遗弃了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水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上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垃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捡完一筐煤,小小的身体也象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么往来了。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么也不放过他呢?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窜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陆是为了破坏吗?那还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後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从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地熬上来的。同年,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他取得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冠军。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社会主义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

举行的23届世界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南朝鲜、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是志气的较量。在与南朝鲜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扳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丁,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三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6名立下了头等大功。有哪一个对祖国不怀好意的人会如此珍惜国家的荣誉?

姜永宁当晚回到家中。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凶狠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处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但姜永宁心里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整人的人对他己经露出了凶残的目光,一些熟人生怕与他说活受嫌疑,他教过的小队员也总是充满疑惑地看待他。这日子多难呀,遭受歧视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听说了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他的处境无法对这事做任何评价,但他无意中在几位队员而前说:傅其芳自杀的时候把绳子勒在耳朵後,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莫非这时候他已经在考虑着走傅其芳的路?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发任何人。他只是反复寻思是不是说过错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 他对孙梅英说: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性格倔强的孙梅英说:有什么可烧的,不要理他们那一套。但姜永宁仍旧位开一个个抽屉,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有文字的东西。孙梅英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优柔寡断的样子,既觉得他可怜,更觉得他可爱。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几年前他们在国家队分别带一个队员,本来孙梅英的学生很怕姜永宁的学生,但孙梅英深知丈夫处理事不果断,便抓住他的弱点布置战术,结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胜丈夫的徒弟。如今,他又在嘀啥,在他眼里没有一封信符合毛择东思想。这绝不是他伪装积极,他从心灵深处钦佩觉、信服党,平日他常按照党章来对照自己的行动。在家里也不说一句不利于党的话。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 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次孙梅英正好管了一个品质不好的女队员,她回家唠叨:教这样的队员非让我少活几年不可?姜永宁平静地坐下来,对孙梅英说:别生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里这样教导咱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利益的„„’”思想上如此追求进步,如今遇到这么大事,真成了惊弓之鸟。他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孙梅英开门流通一下空气,哪料到隔墙有眼,销赃灭迹的罪状又被捅了上去,更大的迫害向池步步紧逼。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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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不敢抛弃的负资产 2015-08-05 19:35:42

章立凡: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不敢抛弃的负资产

 

章立凡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称自己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


今年6月,章立凡在中国网上发起了一个对毛泽东的投票。投票持续了4个月后被封。这个投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将天下大乱。第二个选项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的明天更美好。结果是在参加投票的18000多人中,投第一个选项的有约20%,有80%则是支持第二个选项。章立凡认为毛泽东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正反两方面意见各自有其不同原因。所谓毛粉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制的肯定。他们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没有别的参照系,所以他们认为平等就只有回到毛时代。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的这个体制,只不过他们的解读方法不一样。通常来讲,民粹主义往往是在被边缘化了的人中会有市场。然而他们是一群很可怜的人,被卖为奴还帮着数钱。


问:中共领导层一方面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但另一方面,对于公开大唱毛的赞歌也加以限制,如何解读中共的这种做法?
答: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但这个负资产他们又不能丢弃。因为是毛泽东带领中共建立了这个政权。如果否定了毛,他们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舍弃毛。

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功过 ? 过去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三七开。后来又有传记说应该是倒三七开。
答:我认为毛的罪恶在于他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章立凡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所有的民主和宪政的承诺都被毛背弃了。这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本来承诺要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建立政权4年之后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把经济上的承诺也推翻了。而后,毛泽东搞土地改革,用一种均贫富的办法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得到了政权。但最后受害的还是农民。他用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又把这些土地收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对资本家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而毛由此造成的经济灾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政治灾难就是从反右到文革,把全中国人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问:您讲到毛泽东将中国拖入灾难,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元勋,他对中国是否也有功劳?
答:我想不出有什么功劳。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有一种说法是,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说是罪。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把全国老百姓都拖入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和血海之中。因此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

问: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毛泽东同中国历代的君主比较,您能得出什么结论?
答:毛泽东同历代的君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一般来讲开国的君主,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只需养活君主的一家人和政府。但是毛泽东建立的王朝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养活政府,还要养活党,养活一个集体的君主。成本要高得多。此外,我们看历代的君主,一般不会对前朝所用的人有过分的报复,一般是加以利用。而毛泽东上台以后,镇反运动一下子就杀了780万人。毛泽东对以往的前朝或政敌的报复毫不手软,非常血腥。再有,毛泽东通过文革造反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他通过党化的细胞完全置换了中国原有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惨烈的巨变都同毛泽东的统治有极大关系。这点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问:按照您的说法,毛泽东掌权将中国人推入了灾难。但俗话说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答:欺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 毛泽东用自由民主的一套手段赢得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然后他又用给农民土地的承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要做国家的领导从而获得了工人的支持。然而我们要看的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的表现。其实,这些阶层都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所承诺的好处。
问: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有任何遗产的话?
答: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他所建立的政权,而要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保护毛泽东。所以目前的执政者所要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正义,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要保住毛泽东。然而要保住毛泽东,他们就不能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历史罪恶。结果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套体制的弊病就依然在这个政权中存在。毛泽东是令共产党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

问:如果说去掉这个魔咒,否定毛泽东的话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大乱?
答:中国目前的执政者担心会这样。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而戈尔巴乔夫公开信的结果是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是从负面吸取这种历史教训,他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这个党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

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数次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但同时继续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对中国民间赞扬毛泽东的声音也时有限制。如何解读这一做法?
答:我认为从红二代来讲,他们是在毛时代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也许他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个毛泽东。此外巨大的权力诱惑是很难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都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把毛泽东奉为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一种历史局限,令他们只是站在中共党的角度,而无法站在全民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至于说中国目前执政者对所谓拥毛毛左人士有所打压只是一种平衡术。他们知道如果高调纪念毛泽东会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只有采取抹稀泥的办法,一方面不许讲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那些高调纪念毛泽东的人能够成为一股势头。因为那样对政权也有威胁。

问:你认为中国国内对毛泽东功过评说的争论今后会不会更加激烈 ?
答:由于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没有反思,那么毛泽东遗产中的这些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发生作用。这种争论也就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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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为何成不了气候? 2015-08-04 20:53:36

中国的精英为何成不了气候?

 

精英是什么维基说“精英是有能力对人群做出贡献的社会群体”。精英是一群人,是一个阶层,是在社会中占少数、具备知识、财富和地位的一些人,他们进行政治决策,主导社会走向。有了知识,才能瞻前顾后,高瞻远瞩,承前启后;有了财富,才不会为生活所累,为五斗米折腰,保持独立性;有了地位,才能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予以实施。

平民百姓一般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以前的精英多是由贵族组成。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有各自独立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发号施令,领地可以世袭,也可以买卖,这一点很重要,即自己的财产可以由自己完全支配。

贵族联合起来可以影响国情走向。

中国没有贵族这一社会阶层,但在封建社会,有封王制度,皇亲国戚可从皇帝领到一块封地,在此称王称霸。但如果惹得皇帝不高兴了,皇帝可以把封地收回来,天下之大,莫非王土。鉴于分封王有威胁中央政权的弊病,郡县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若想升官发财,或者有所作为,就要紧靠皇帝。所以中国的精英是依附在皇权下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

精英的英译是eliteelite是一个法语单词,其中文译意是精华、精锐、高贵者,没有精英什么事。精英是这几年不知哪个中国人把它加到elite上的。不过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的,既然中国人喜欢“精英”,这个词也就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给自己贴一块“精英”的招牌,以示他们与普罗大众有所不同。

elite的原意是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ho control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wealth or political power. In general, elite means the more powerful group of people. The selected part of a group that is superior to the rest in terms of ability or qualities or has more privilege than the rest.

中国的精英们大概更认同elite里的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wealth or political powermore privilege

随着民主政治的兴起,贵族阶层逐渐消亡,精英的含义也有了变化。现在所说的精英通常是指在政界、军界、经济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比尔•盖茨应该是精英,白手起家建起了microsoft王国。“股神”巴菲特应该是精英。整日坐在轮椅上的史蒂芬•霍金也应该是精英,虽然他经常提出一些无法验证的宇宙理论,但宇宙科学界的专家们都尊他为No.1

小布什、奥巴马在当议员的时候可以称为精英,当上总统以后就不是精英了。总统是老大,精英是辅佐,是幕僚。可以把总统内阁的一帮人称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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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3) 2015-08-04 16:46:14

丁抒:《浩劫》(13)

 

第三章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2)

 

(四)赵永夫决定武力强占《青海日报》社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几天当中,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

    中央对青海事态虽不表态,但实际上正在全国支持军队“镇压右派”。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譬如黔阳县,“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骨干部四百余人被拘捕关押。

    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如安岳县公安局于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缔了二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同日,宜宾县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红旗派成员。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二月二十一日,他们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五)文革中首次大屠杀

    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双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门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二十二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守报社的爸爸送饭,由于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没让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就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非常伤心。”

    后来周恩来处理青海二•二三事件,接见青海代表时,让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汇报当时的情况。许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六)赵永夫编造“八•一八”开枪的谎言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军队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员打死,而是被参战的战士误伤的。由于部队从报社前面、旁边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开枪,而报社范围仅一百米见方,有战士被对面的火力击中。据《青海日报》记者周衍庆目击:“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另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另一个解放军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别打,是自己人。’这样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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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妙笔评毛邓,兼评东方国民性 2015-08-04 16:45:15

刘亚洲妙笔评毛邓,兼评东方国民性

2015-01-04 《明周刊》

【王满导读】:首先,请注意,这是刘亚洲最新发表的文章。而且,从行文风格可以判断,此文绝非冒名之作。

第一遍读完,给我的印象似乎像一篇“游记”;第二遍看完,它却又像是一篇绝妙的“散文”;第三次再读,才感到这是一篇横亘数百年(特别是现代)的一篇近似鞭挞历史的“檄文”。

不是吗?他不仅将现代史中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作了某些精辟的论断,而且将各个时期独领风骚的领军人物作了一些新颖的评价。特别对华国锋领导打垮“四人帮”的细节,作出了亲临其境所获得的第一手真实过程的叙述。道出了“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我痛惜昨天失去的”的感叹!

全篇没有口号,更无咄咄逼人的语气,娓娓而谈,最后是笔锋一转,以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道出今日直奔 “深改革”主题的真蒂!不是吗?请看下面几段语录:

毛泽东一生以反封建为己任,结果自己深陷在封建的泥淖中不能自救

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就是专制主义反映到领袖身上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

一部中国现代史,翻来翻去就是两个字:无耻。要敬许多菩萨,可怕;如果只敬一位菩萨,更可怕;一旦敬了一位菩萨,便不许再敬其他任何菩萨,那就十分可怕。”

我们民族血管里流着荒诞的血液。我们从小在荒诞的土壤中生长。大人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大人。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结果长大了统统为人民币服务

王满 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简介:刘亚洲,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正大军区职),空军上将军衔。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之女婿。

四川人邓小平

车过宁强,“四川省境”的牌子扑面而来。我第一个念头便想到了邓小平。东方红,蜀地灵,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或者说,亚洲出了个邓小平。他是距我最近的伟人。向南望,波浪一般的山峦汹涌而来。邓小平的家乡就在那一带。

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最了解世界的是邓小平农民造反夺天下,非毛泽东不可。农民蜕变为非农民,非邓小平不可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大的差别在于:邓去过西方,毛只去过苏联。遥想清末,留着小辫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短短数年,既未勤工,也未俭学。台湾人说邓天天看足球,钻咖啡馆;中共党史说他狂热革命,两说皆过。只要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即可。法国几年,改变了他的一生唯有一解:他看到了什么是富足。毛泽东只看到什么是贫穷。法国改变了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文明是无往不胜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无数左棍子。凡沐浴过西方文明的人,统统知道对错,有的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数遍中央大员,哪一家没有子女留洋?只有毛泽东。

铁的意志

四川人矮小,但有毅力,能吃苦。志愿军群英璀璨,四川人居多。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俱是。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却是一块钢铁。中共党内唯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做过检讨,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饶是勇气盖天,更显坚强。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全国批邓。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围攻邓小平。整整一上午,邓小平端坐在那儿,闭着眼。散会时,他拂袖而去,说:“我耳朵聋,什么也听不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胜之威,傲慢如牛,冷峻如铁,对邓小平说:“你若非要收回香港,那只能得到一座空城。”邓小平则冷峻如钢:“空城也要!”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趔趄一跤。后来邓小平对布什说:“我们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解决台湾问题吧。”气魄如宇宙

罗瑞卿死后,邓小平提议耿飚任国防部长,遭到军中多数将领反对。几个元帅尤甚。邓小平淡淡地说:“好吧,开个会,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邓小平参加。会上炮火连天。唇枪乱掷。耿飚如同躺在手术台上,被众人解剖个淋漓。邓小平一言不发,末了站起来:“都说完了吧?好,就这么定了,耿飚当国防部长。”扬长而去,丢下一堂目瞪口呆的大员。

西路军

下黄龙山,便是通衢之地川主寺。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就高耸在一座小山巅。碑身贴铜。据说在特定的季节里,夕阳回照,碑体大发金光。藏民呼曰“神碑”。岳父(编者注:作者岳父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四方面军离开松潘不久,北上,奉中央之命组成西路军,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幕。岳父率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黄河,九军、五军跟进。后胡宗南封锁渡口,后续部队未渡。西路军深入不毛之地,与回回军队展开激战。

西路军失败有两个重要原因:

①不谙地形、气候。大漠浩瀚,无依托。回回骑兵如狂飙。天极寒。红军多南方将士,不适应。

②民族仇恨。自清末回民大起义以来,回汉结下血海深仇。红军以阶级为纲。回回以民族划线。纵是赤贫的农民,杀起红军来毫不手软。1970年我野营拉练到宁夏,亲眼见揪出一隐藏多年的反革命:是一极穷苦的农民,当年曾亲手活埋过六十多红军伤病员。全军将士喋血黄沙,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成功写下了残酷的注脚。董振堂牺牲在高台城下,头颅被割下,在城头示众。20世纪80年代初我见到照片,触目惊心。一名红军女护士长,被回回钉在大树上,剖腹挖心。绅士围坐一团,饮酒。女红军雪白的裸体直到今天仍刺目。殷红的血直到今天仍流淌。

岳父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19926月,岳父去世前某日,他说:“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我敢打赌那些天他曾梦回河西。年轻的孙玉清、熊厚发微笑着迎接他。还有那美丽的女护士长,依然白皙,莞尔一笑,飘然去了。钉死她的那棵大树现在仍屹立在张掖县委大院里,自她的鲜血浸入之后,树就枯死了。

近代中国两次走到悬崖边

96日,从日喀则返回拉萨。途中,我攀登雅鲁藏布江畔的柔启山。登上海拔4700米的顶峰,我俯瞰西藏大地。山很新鲜。江河饱满。太阳很近。长安很远。雪映蓝天雪更艳。好河山!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我痛惜昨天失去的

岳父曾道:“毛主席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同意把外蒙古割出去。”我永远记住了岳父的话。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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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2) 2015-08-03 19:07:44

丁抒:《浩劫》(12)

第三章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1)

(一)军队奉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他原本设想的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夺权。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领导人中与刘、邓、陶无瓜葛的干部及军队将领掌握,加几个左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里作点缀。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个组织都要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每个组织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可谓咸与“革命”,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军队既获得让他们“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诉他们谁是“左派”,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

这个矛盾无解。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大刀长矛时代,老百姓还可能用刀剑和军队搏杀,而今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根本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而这是军队领导人的尚方宝剑,足以使下级军官、战士接受,把枪口对准群众组织成员,对准老百姓。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正如李葆华在安徽饿死二三百万人后于一九六二年初被刘、邓派到安徽取代曾希圣,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造成大饥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后调去的。安徽有人称李葆华“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称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罗瑞卿保驾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发韧,“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认为王昭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应予打倒。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而赵永夫心里对“八•一八”恨之入骨,在党委会上却不情愿地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时,毛泽东对是否许可军事首脑机关成立群众组织和夺权还没有明确的指示,有关政策相当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说“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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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三家” 2015-08-03 00:18:14

“敲三家”

 

扑克牌起源于欧洲。

扑克牌源于52张牌的法国塔罗牌。后来美国人加入2张鬼牌,成为现在54张的扑克牌。

扑克牌里象征的意义很多。

52张牌象征一年52个星期;黑桃、红桃、方块、梅花象征四季;每个花色有13张牌,象征一季有13个星期;每个花色13张牌的点数(1-13)之和是91点,象征每季91天;整付牌只有两种颜色,红色象征白天,黑色象征夜晚。

扑克牌以这四种图案为花色,一般的解释有两种:

其一是这四种花色代表当时社会的四种主要行业:黑桃代表长矛,象征军人;红桃代表红心,象征牧师;方块代表砖瓦,象征工匠;梅花代表三叶花,象征农业。

其二是这四种花色来源于欧洲古代占卜所用器物的图样:黑桃代表橄榄叶,象征和平;红桃代表红心,象征智慧和爱情;方块代表钻石,象征财富;梅花代表三叶草,象征幸运。

扑克牌里的12张人物牌(J、Q、K)分别表示12个男人或女人。

黑桃K:大卫王,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

红桃K:查理曼大帝,法兰克国王。据说最早在木板上用凿子刻他的人物像的人,不小心把上唇的胡子凿掉了,此后,红桃牌中皆以此画为标准,因而只有红桃牌中的国王没有胡子。

方块K:凯撒大帝。在罗马帝国的硬币上凯撒大帝的像是侧面像,所以四张国王K牌中,只有方块国王是侧面像,手持战斧。

梅花K:亚力山大大帝,马其顿国王。

黑桃Q:雅典娜,希腊神话中掌管智慧与战争的女神,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也是奥林匹斯三处女神之一。

红桃Q:朱迪思,希伯来的美丽寡妇,利用色情吓退了入侵的亚述军队。

方块Q:拉结,犹太人的祖先雅戈最宠爱的妻子。

梅花Q:阿金妮。关于梅花有这样一个故事:英国的兰开斯特王族以红色蔷薇为象征,约克王族以白色蔷薇为象征。两个王族经过蔷薇花之战后,取得和解,并把双方的蔷薇花相结。所以这位皇后手上就拿着蔷薇花。

黑桃J:奥吉尔,丹麦王子。

红桃J:拉海尔,查理七世的随从。

方块J:赫克托尔,特洛伊第一勇士。

梅花J:兰斯洛特,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第一勇士。

扑克牌经鸦片战争传入中国。

虽然扑克牌起源于欧洲,但自从扑克牌来到中国后,就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枝叶繁茂,胜于原产地了。

扑克牌体积小,分量轻,易于携带,雅俗共赏。车间休息,田头歇晌,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打上几盘。

小学二年级时我学会了打“百分”。每天上学时书包里放一付扑克牌。中午休息吃完饭后,我就叫上几个同学一起打牌。当时同学们都不会打,我就边教边玩。规则时时在变,要看我抓到了什么牌。如果我抓到了主2,我就说一2管三2;如果我没抓住主2,我就说四个2都一样。如果有同学对我前后说法不一有疑惑,我就说不带他玩了。为了能继续玩下去,有疑问也只好咽到肚子里去。后来同学们越玩越精,对规则的掌握滚瓜烂熟,我就不和他们玩了。

大学毕业后分到工厂的测试中心。

测试中心有七、八十人,多数是年轻人。

每天中午吃完饭,几个人凑在一起“敲三家”。

“敲三家”参加的人多,热闹,会打“争上游”的人就能参加。输了赢了无所谓,大呼小叫,就是图一个高兴。

有一年,测试中心为活跃职工生活,办了一次扑克牌比赛,比赛的内容就是“敲三家”。

我和同大学的一个同学及一个技校毕业的工人组成一个队。

工厂的比赛不正规,看不到流程表,只被通知和哪个队比赛,赢了后不知道下一个对手是谁。

比赛是淘汰赛。

我们也没做什么准备,就凭着自己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打到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加工车间的三个小伙子。

决赛前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打牌的时候,和决赛对手打过比赛的同事来说,那个队的三个人打牌时打暗号,要牌时把扣子都揪下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对方有猫腻,我们不做准备,明摆着我们吃亏。

拿出一付牌,我们开始运筹帷幄。

“敲三家”很重要的一点,一盘牌后,自己一方有输有赢,输方“进贡”,赢方“还贡”时还什么牌。还对了,自己一方的输方很有可能一路顺风先走了。

我们在怎么把想要的牌的信息传达给队友上做足了文章。切磋多时后,从3到A都能要出来。考虑到“同花顺”,连四个花色都能要出来。

技校生反应慢一些。我和同学轮流训练他,帮他记住信息的传送方法。

我们的信息传送绝对绅士,不搞揪扣子,拽衣服,摸鼻子,扽耳朵那一套。那个太低俗。人往那一坐,手里一把牌,信息就发出去了。

决赛定在某天的下班后。

下班后,很多人都没回家,围在我们周围看比赛。

我也有点儿紧张。

这有点儿类似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决斗。平日我们和加工车间的工人老斗嘴。这次比赛不管谁赢了,以后有事没事都可藉此挤兑对方。

人到齐了。

虽是比赛对手,还要讲讲风度,互相谦让着让座。

我没客气,先挑了一把靠墙的椅子坐下。背靠墙,心里踏实点儿。

明确了几点基本规则后,抓牌。

不能发牌,防止作弊。

牌拿在手里,仔细计算,还要兼顾队友传过来的信息,把队友的牌也考虑进去,小心应付。

第一盘,正常,4:3,我们领先一点。

第二盘,5:2,我们占优势。

比分没有落后,好兆头。

第三盘,鬼使神差,10:0,我们剃了他们一个光头。

10:0的牌一打出来,我就松了一口气,比分一下子就拉开了,只要我们不犯大错,对手得且撵一气呐。

对方也有点儿丧气。

一般而言,一盘10:0之后,下一盘至少应该是5:0。

我们队的弱点在技校生。

第四盘,5:2,技校生垫底!

决赛前我们就说好了,不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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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人堕落 2015-08-03 00:17:13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动乱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1革命逻辑——取而代之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公知精英噤若寒蝉;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公知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领袖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对专制制度来说,最危险的,是它改恶从善的时候。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後者,故毛泽东取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取毛泽东定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2革命是嗜血的动物

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後吞噬朋友,最後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後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後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後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後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後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後,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上万无辜市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後的特权等级社会。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公知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後,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後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百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後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对我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後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迷,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人的基本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後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源。

宁要狼一样的对手,不要猪一样的队友。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国人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相对平静,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是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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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1) 2015-08-02 18:38:04

丁抒:《浩劫》(11)

 

第二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5)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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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2020奥运会徽被指抄袭 2015-07-31 00:00:28

东京2020奥运会徽被指抄袭

 

724日,东京2020奥组委与东京都政府公布了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会徽。两个会徽均使用了代表多样性的黑色和代表心脏跳动的红色圆形图案,设计简约而引人注目。奥运会会徽从整体上看是象征东京的字母“T”。残奥会会徽则为竖等号,寓意着平等。

奥组委说:会徽是从104件应征作品中选出的,设计者为从事美术指导工作的佐野研二郎。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表示:会徽将成为全世界为东京奥运会而努力的运动员的目标,成为团结所有支持东京奥运会的人的旗帜。

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说:会徽提高了对奥运会的期待感,希望在奥运会结束后也能留存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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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事故频发教训惨痛 看日本如何进行安全防范(ZT) 2015-07-30 19:30:47

电梯事故频发教训惨痛 看日本如何进行安全防范(ZT)

近日,湖北荆州发生“电梯吃人”事故,一位年轻母亲被卷入电梯身亡。昨天,广西又有一名男童手臂被卷入扶梯,电梯安全再度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在日本也发生过扶梯事故,但并没有类似电梯吞人的重大安全事件。日本电梯协会、国土交通省负责电梯的监管,保障电梯安全;消费者厅、各地政府和市民团体等则对使用者进行电梯安全使用的宣传和教育。

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社会,有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扶梯事故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日本消费者厅的消息,20112013年的3年间,东京共有3865人因为扶梯事故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绝大部分为跌倒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儿童的鞋子被卡住、手指被卷进扶梯,或者身体探出电梯撞到天花板,以及从电梯上跌落等情况。

颁布法律:强制要求所有电梯必须安装安全装置

据日本电梯协会网站介绍,为保障电梯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防止重大事故发生,日本建筑基础法施行令第129条规定,公共场所设施的扶梯必须安装以下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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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0) 2015-07-30 18:21:45

丁抒:《浩劫》(10)

 

第二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4)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32-前202)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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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非正常死亡》:傅其芳之死 2015-07-30 01:13:47

阿森《非正常死亡》:傅其芳之死

 

傅其芳,男,1923-1968416日,工资¥200,国家体委乒乓球队总教练

 

1968416日晨,从北京体育馆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桥壮实,但己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那么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在乒乓球坛,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师,有几个中国队的强敌绞尽脑汁想把他斗败,但都被他屡屡捉弄,他们到後来都感叹没有傅其芳这样一位帅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绝路„„

暴力,绝不能保证低毁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轨迹,已经为他做出了回答。

岂有这样的特务

人的痛苦莫过于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415日晚,博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与死的最後抉择。

傅其芳,交待出你们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之刚才他还听到这声色俱厉的责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在回忆着他在香港转所有经历,但他既没有与任何待务组织挂钩,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特务。自己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他心里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于宁波,自幼丧父,後随家庭迁居上海,饱尝了人问的辛酸。在上海的钱庄里,他当上小伙计,也对打球着了迷。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右手打球与左手推挡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么拮据,也不管失业的危机时时袭来,他只要站到墨绿色的球台旁,便荡尽了一切烦恼。家里对他饿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赞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颜开地拿着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厉害。以後他就靠着这块几两重的球拍,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这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是多么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于内地,球员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机会与外国名手比赛。出于对乒乓球的爱好,也为了不致在球坛沉沦丢掉饭碗,他练得很苦,球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参加第I 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时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看不起他们殖民地内的香港人,但傅其芳却用他的快速推挡和凶猛扣杀,打得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英国队的保格曼和李奇无以喘息,赛前还对他藐视几分的英国名将最後无精打采地败下阵来。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击球的英姿在各家报纸上登载,他受到了同胞们祝捷式的欢迎。但他的激动却莫过于一位华侨女教师对他的一句力重千钧的话语:你匆果能代表祖国就好了!是啊,那时他的脑海中一直在翻滚着一连串的问号:是代表儿百万人的香港好还是代表几亿人的中国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还是在大陆可能性大?香港的右派报纸一再把大陆描绘成阴森恐怖的魔窟,果真如此,为什么被人民赶跑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陆。他忘不了通过罗湖桥时那兴奋愉悦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国两字运动衣时胸前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国人民对他的到来所发出的长时间掌声。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心献给这片土地了。

这一夜他依然无法入睡。惨淡的月光照进这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待用的一迭厚厚的白纸上。他想提起笔再写点检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谅解,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期望,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祸。检查写得越长,专案组就盘问得越仔细,来龙去脉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头绪就越多。

哎,这永远赎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头上不仅仅有特务这顶帽子,还外加资产阶级分子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两顶帽子,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生活这么多帽子,何时才能脱干净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无棱角也无光辉,在事业上至多差强人意,他绝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归根到底,他犯的还是冠军罪

亘古未有的冠军罪

傅其芳五十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中国尚与冠军无缘。要想跨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世界上各种打法争妍斗艳,各种流派雄踞一方,学欧洲的固守还是学日本的猛攻?学荻村的全面还是学别尔切克的稳健?

傅其芳这位基友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练指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这提法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但在人们设有认识它的时候便能预见,这正是一个优秀教练员最重要的素质。

为了完成他的设想,他艰难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视优秀运动员,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後生少年身上。1956年,他听说北京少年宫有个中学生庄则栋,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赛。一些行家说,这个小孩打球不正规,劈里叭拉乱打一气,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两面攻。但傅其芳一限就认准了他:非要把他选进国家队。他找到庄则栋约教练庄正芳,庄正芳告诉他:小庄的父亲是医生,人家有志于让儿子上清华、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却说:你磨也要把他磨下来。过了些日子,庄正芳告诉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来,但小庄正上高二,家长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斩钉截铁地说: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让他马上来。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实在值得。

傅其芳大胆心细,在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时,他绝不让分寸。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他们横扫欧洲,使各队谈色变。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了脑汁,通过在香港的老朋友打听到一些情况(这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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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9) 2015-07-29 21:07:28

丁抒:《浩劫》(9)

 

第二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3)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文化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1472-1528)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被当局平毁无遗。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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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2015-07-28 23:56:16

人类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在。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衣食不足,原始人群居群婚。

有了刀耕火种后,女性的劳动成果有了一定的保障,而男性的打猎则是撞运气,人类进入母系社会,男性成为女性的附庸,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制度的建立,男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在父系社会里,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一夫多妻被认可,当上皇帝更可后宫膑妃成群。

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一夫一妻家庭制度的盛行。虽然阿拉伯法典规定一个阿拉伯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非洲的一些部落酋长和太平洋某些小岛上的国王可以无限制地娶老婆,在文明社会里,一夫一妻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了。

突然晴空一声霹雳,美国国会批准同性婚姻合法了。

同性恋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动物界里也有同性恋的现象存在。既然人类是高等动物,没有脱离出动物界,那么人类的同性恋也不足为奇。但因为婚姻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生育,而同性婚姻不能繁衍后代,所以一直不为社会道德所接受。

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同性婚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的潘章与王仲先,“一见相爱,情若夫妇”,共度余生。俩人去世后家人将其合葬。看来当时社会的容忍度还是挺高的。

国外所知的第一例同性婚姻是罗马帝国皇帝埃拉伽巴路斯称他的一个金发碧眼的奴隶为丈夫,且和一个名为左迪卡斯的运动员在一个公开场合成婚。

其实在美国国会批准同性婚姻合法之前,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婚姻,但影响终归不大。美国是世界老大,美国打个喷嚏,世界各国都要感冒。所以美国国会的这一行为让大多数人掉出眼球。

在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同性婚姻无可非议,毕竟同性恋者也有人权嘛。异性婚姻和同性婚姻同为合法,萝卜白菜,各取所好,皆大欢喜。

不过事情并未到此打住。

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了数个女人,而这数个女人也同时爱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是否应该和这数个女人同时保持婚姻关系。如果这个男人只能和数个女人中的一个女人结婚,那其她爱着这个男人的女人的人权怎么办?

这是一夫多妻。

如果一夫多妻合法了,女权主义者就会站出来抗议:既然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那么一个女人凭什么就不能娶几个丈夫?

这是一妻多夫。

还会有发展。

如果一夫多妻里的一个妻同时也爱上了一妻多夫里的一个夫,这个妻就有权利也和这个夫结婚,然后这个妻带着一夫多妻的所有人就和这个夫带着的一妻多夫里的所有人住到了一起,简而言之,两家合成了一家。

这一家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在这个家庭里,每个男人都可随意有几个妻子,每个女人也都可以随意有几个丈夫。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不是就是群婚了?

人类社会再往前进化,全世界的人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了。多好呀,不是世界村,是世界家了,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亲戚,再也不孤单了。

问题是原始社会是群婚,现在还是群婚,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费了好大的劲,又回到起始点了,累不累呀?

或者也可以说当年是茹毛饮血的群婚,现在是iphone的群婚,社会发展是螺旋形地向上,貌似回到起点,档次不一样了。

真的可以这样认为吗?

有科学家预言,人类最终会自己毁灭自己。

危言耸听吗?

不好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脑使用还未普及。20年过去,现在如果没有电脑,生活都会发生困难。

这20年来,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突飞猛进。100年以后的事情太遥远了。再过20年,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社会预言家的话是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20年前,谁也没有预言到iphone的出现,而恰是iphone极大地影响到人类的生活。

如果群婚合法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性病会像感冒一样普通,一旦大规模爆发就会像欧洲中世纪发生黑死病。

现在世界人口60亿。再过500年还会剩下几个人?

日本现在有一亿两千万人。鉴于日本的生育率逐年下降,日本人口统计专家说,再过300年,日本就只有一个日本人了。到那时用不着中国人再来抗日,日本人自己就把自己给抗没了。

现在活着的人谁也看不到500年以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不用杞人忧天了吧?爱咋着咋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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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三一八惨案”,历史是怎样被阉割的? 2015-07-28 20:44:45

冯学荣:三一八惨案历史是怎样被阉割的?

 

读者们大概应该都记得鲁迅那篇名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及里面这段朗朗上口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1926318日,北洋临时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四十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的事件。

史称三一八惨案

但是,北洋临时执政府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没有对读者们讲明白的事情。

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後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

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三一八惨案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当年,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3月,冯玉祥与张作霖两军正在华北作战,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岸上建造了炮台,而且在水道中布施了水雷。

日、英、美、法、意、比、西、荷等八国公使认为:冯玉祥在大沽口一带建造炮台等军事防御措施,违反了1901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实事求是地说,冯玉祥在大沽口建造炮台一事,也许的确对《辛丑条约》构成了违约。只是,这个违约行为,有没有正当性,则见仁见智,这个问题牵涉到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在此深入讨论。

316日,外国公使团向北洋临时执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如炮台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後果自负。

公使团的最後通牒,激怒了北京的爱国学生,也给予了苏俄势力利用爱国学生的机会。

318日上午,苏俄代理组织在北京煽动共约五千多名的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後通牒国民大会

游行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府涌去。

在此,我们的历史读物,隐瞒了一则重要的细节:一些学生在此次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出于自卫的目的、携带了削尖的棍棒、高喊暴力口号、并且硬闯临时执政府。

这里有一点值得读者注意:学生们自认为携带削尖的棍棒游行,是出于自卫的目的。可是,对面的执政府卫队兵却未必会这样看,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们携带削尖的棍棒朝我涌过来,不是打我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打我?

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读者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

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不是出自于北洋政府的狡辩,而是当时参加那场游行示威的学生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写下了不少的证人证言。

例如,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事後写下了一篇名为《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文章,文中有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相关证言如下:…(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李葆华的回忆证言,与案发之後北洋临时执政府所发布的《临时执政令》(相当于通缉令)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在该《临时执政令》中,有关于木棍的事实认定文字:…(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这里的木棍,和李葆华证词中的棍子,是互相吻合的。

游行示威学生随身携带的木棍,事後被北洋临时执政府缴去的,一共有九十根,每根长约三四尺,上端有纸旗的粘痕。这是事後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

检察院的记录文名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三月十八日惨案致陆军部之函文》,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当中。

可见,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和李葆华的证言,也是吻合的:部分学生的确携带了木棍,而且棍子上还有纸旗的粘痕。李葆华原文说的是拿棍子做旗杆。双方的证言,恰好吻合。

更惊人的细节是:这些木棍,竟然是削尖了的。

对此,一名署名为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事後也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本史料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游行的队伍有两千人…拿木棍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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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8) 2015-07-28 18:02:20

丁抒:《浩劫》(8)

 

第二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2)

 

    周恩来颇识时务。看到毛泽东态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问题打击刘少奇的势力,便不再为那六十一人说话。他装聋作哑,好象他在去年十一月给毛写的信,以及毛的批复都压根不存在似的。而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则竭力为“揪叛徒”运动造势,鼓动红卫兵四处出击:“三五年到三六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

    本来,党的高层都知道柯庆施在“六十一人”事件中起的作用。但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为免红卫兵将他拖进去,乱了自家阵脚,中央文革特地给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发去电报:“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为了将“自首叛变”的罪责完全安在刘少奇头上,专案组审讯“叛徒”们时不许他们在交代材料中写上毛泽东知道他们出狱的事。专案组明确告诉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如果不讲,)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从宽)。”(括号内为引者所加)薄一波坚持如实写下曾向毛汇报过,并给毛写信申诉。可是没用,毛泽东不认帐了。此时刘少奇被软禁,周恩来不吭声,只要毛泽东活着,这“叛徒集团”的案子就翻不了。

    张闻天自一九五九年就被毛泽东打倒起就已是戴罪之身,文革一开始就被斗得呜呼哀哉。南开大学红卫兵找上门後,更被“六十一人”事件纠缠得脱不了身。当初中央讨论後张闻天签字回覆刘少奇,“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但现在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是“反党分子”;毛不认帐,他就不敢实话实说。在给康生连去两封信希望中央对此事作一澄清却得不到回音的情况下,他只好以给审讯他的“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同志们”写信的方式,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

    这封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信,是一堆真话和假话的混合。一方面他不肯写材料说那六十一人是叛徒,坚持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另一方面为迎合毛泽东清洗刘少奇的意图,他又写道:“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招降纳叛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当时张闻天如果说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就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罪名他“担待不起”。为了避免被指为“攻击毛主席”,张闻天谦恭地说:“(我)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他还特地含混不清地说:“刘少奇的信,我以後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後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通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虽替毛作了掩盖,张闻天还是不能脱身。因为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康生派人恐吓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你应该给子孙後代留条後路。”张拒不改口,并对妻子刘英说:“我可能被逮捕。”果然,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起,他就被“监护”,见不了妻子的面了。

    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对康生来说,也是个大胜利。毛对他的倚重与日俱增。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准另一批人,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原来,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要求张设法释放一百馀名已被关押了几年的共产党员。张到新疆後,在忙于成立新疆民族联合政府之际,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批干部“声明脱党出狱”。张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又派了一位将军一路护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曾亲赴欢迎晚会。现在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要将他们揪出去斗争。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也清楚得很。那批干部级别稍低,同刘、邓瓜葛不深,毛泽东没有清洗他们的计划。周恩来明白替他们说话不致与毛冲突,所以亲自出面向揪叛徒的红卫兵代表说明:“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

    可是事情没完。那批人中有一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一九五九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二十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一面。因消息走漏,江青马上向毛要求去庐山。毛不得不让贺子珍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天、江青到达之前下了山。从此二人生前未再见面。

    江青探知方志纯牵线的事後,没有马上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这时,毛泽东知道江青为什么恨方志纯,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亲密战友。他无需为了一个方志纯而破坏他与江青的合作。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

    象上回“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案子一样,周恩来再次退缩。既然毛泽东默认了江青的做法,他不再坚持“这批同志没有问题”,这“新疆叛徒集团”案就这么钉死了。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八年。他幸运,活了下来。可是九十名同被投入监狱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二十四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

    揪“叛徒”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要被捕过,就可以指为叛徒而打倒。仅根据“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类的罪名,没法把那些干部打得“永世不得翻身”。唯有“叛变革命”一条是铁板钉钉。一九六六年八月取代被打倒靠边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陶铸,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国共合作,国民党集体释放共产党要犯时,中共向国民党交涉、点名要人後,从南京陆军监狱被释放的。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决定搞倒陶铸,江青一月四日接见湖北红卫兵代表时宣布“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陶便直到被整死也没翻身。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是因国民党执行协议放人而从苏州反省院获得自由的。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他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随後上海召开斗争曹的电视大会,就对全市人民公布:曹荻秋是“叛徒”。经过数年调查,曹荻秋专案组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交出报告说:曹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证据。”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下令:“就是应该写曹荻秋在被捕期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出卖了组织,出买了同志。”专案组便修改报告,说他出卖党组织,是个“大叛徒”。因“被捕叛变”而被彻底打倒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天津市委书记张淮三等。

    文革初期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也是因为“叛变”。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刘志坚被日军俘虏,但当天中共冀南部队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军将通过某地,于是打了个伏击,将刘救了出来。显而易见,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给了他一个“叛徒”身份,关了起来。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是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成叛徒,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一九四二年时任中共鲁中区党委书记。当时日本占领军“强化治安”,屠杀和诱降并用,允共产党员“自首”,不咎既往。霍士廉主持拟定《鲁中区党委关于反自首的决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掩护一部分同志,根据情况可以组织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去自首。”“在反共宣言、反共启事上签了个名字……不算自首。”文革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红卫兵据此说霍士廉是叛徒,坚决要打倒他。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通知陕西军区,把霍士廉“交给革命群众批判斗争”。六日,西安召开十多万人大会斗争霍士廉,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大叛徒霍士廉!”

    “抓叛徒”成了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统计,仅在一九六七年的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共达五千二百馀名,其中有几百人被残害致死。譬如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描写的是三十年代海南中共游击队女子军第一连的故事,一九三二年该连被国民党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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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7) 2015-07-27 22:44:08

丁抒:《浩劫》(7)

 

第二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1)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们读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人们还以为还是老一套,要横扫的是“地、富、反、坏、右”。等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北京大学党委瘫痪自不必说,全市乃至全国的大学都立即沸腾起来。运动来势凶猛,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一九**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并说出一同出狱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十一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收到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报告,他并没有予以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卫兵“炮打”的对象,他没有时间一一向他们解释。

    要是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向新上任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可能占领北京,而北京的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领平、津,他们可能会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在押的共产党祗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後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柯建议,让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办个手续出狱。为了营救这批同志,刘少奇同意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管道通知狱中党支部。柯庆施通知北平市委负责人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由也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关押过、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被保释的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写信,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信件经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递给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情共党的看守班长牛宝正,转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薄一波。起先,薄等怀疑那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没有执行。他们又担心写“自首书”出去後,会被指为叛徒,遂提出三项要求: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党负责。自首出狱後不受歧视。自首出狱後要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刘少奇接到狱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共没有主席,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後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收到刘少奇的信後,召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开会研究,决定让那批干部出狱。据张闻天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所说,刘少奇“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做的。我……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

    确认已获中共中央批准後,除个别人认为那是向敌人投降、拒不执行之外,六十一个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华北日报》刊登的由杨献珍起草的“反共启事”是他们与国民党监狱当局几度谈判、妥协修改的结果,取消了原来“启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後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末尾署名者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启事”中,他们全都用了假名。

    签署自首书、刊登启事是换取释放的一种交易,反正获得自由後国民党再也抓不着他们了。那六十一人出狱後,还是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後的国共内战中牺牲。真正脱党投敌者仅有两名,一被中共处决,一被管制。

    当时,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干部大多赞同刘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黎玉一九三六年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後便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需要大批干部,要营救监狱中干部出狱。”“狱中人可以发表宣言,拥护韩主席(引者注: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在韩主席领导下抗日,拥护国民党政府,拥护蒋介石。”“报上发表反共宣言是陈词滥调,登不登报没啥关系。”于是,几十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走出了山东“自省院”。

    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员用“自首”、刊登“悔过启事”的方法走出监狱或反省院。以从山西太原和江苏苏州获释的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飞(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失事遇难)等,大多在建国後成为高级干部,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薛向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卓如、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国务院六办主任李浩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郑林、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建工部部长刘裕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化工部副部长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狱後,柯庆施曾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泽东倚重的成员,若不是他突然于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会成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虽会死心塌地地帮毛搬倒刘少奇,却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刘少奇叛徒集团”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泽东也就不会想到最後用“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来扣死刘少奇,文化革命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差不多在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叛徒”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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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ZT) 2015-07-27 19:00:58

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ZT)

 

一般来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後,又继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後,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又剥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後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仅以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後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19667月份,他派遣大批军区干部参加驻南京大学的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後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他指使梁杜吴三人于11月份反戈一击,揭发了工作队整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後来受到张春桥的表扬。此後,许还多次揭发了江苏省委的罪行1967二月逆流後,谭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军区有人揭发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许世友对这一揭发是支持的,因为我在当时的小报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说,许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发了谭震林的叛徒问题!

江苏一二六夺权,受到以许为首的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日出动四个连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军区派副司令员饶子健出席并讲话。

夺权之後,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後台。当然我不这样看,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4月发动至1974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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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劫 2015-07-26 20:59:48

打劫

这个打劫可不是拦路打劫的打劫。

下围棋的人都知道,打劫围棋中的一个术语。下棋时,在提掉对方一颗子之后,己方所落之子即使仅剩一气,对方也不能立即落子提回,必须要在其它地方落子,等到下一手才能提这颗子。

有一年夏天,不是太热,院里的大人们时常坐在外边乘凉聊天。有时俩个大人下几盘围棋,我们一帮小孩围在周围看。

看多了,也看出点儿眉目来了。没人下棋时,我和另一个小孩一起去向别人借来围棋,自己摆开阵势。

那时不懂围棋规则,也不会有意摆出“劫”棋。偶尔出现“劫”棋时,我提他一子,他回过来又提我一子,我又提他一子,他又提我一子,......。来来回回提了几十次,我们俩都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了,要照这么下,岂不没完没了了。把棋摆在那,俩个人一起去找大人请教,才知道打劫时是有一定规定的。问明白了,回来接着杀。

小时候下围棋是闹着玩。后来看过几本棋谱,也和别人下过,总是在会与不会之间晃悠。知道不是下棋这块料,就不下了。但喜欢看棋,电视上转播围棋比赛,只要想得起来必定会看。

幼河博说他在农场时程晓流和他在一起,聂卫平经常到他们那去下棋,他们那里的一帮人个个棋艺高强。建议幼河博写点儿他们下棋的趣事,幼河博推脱人还在,不能写隐私。让人怀疑秃顶小胖老头是不是吹出大话收不了场了。又一想,不至于呀,幼河博吹这个大话自己一点儿不得利。还是小胖老头心善,怕给别人添堵。其实如果写的是不出名的人,不冠真名实姓,写出来谁也不知道是谁。如果是有名人,知道不写他他还会不高兴呢,本来可借此多出点儿风头,这下没戏了。看国内演艺圈里的那些人,有段时间不被人提起,就把自己不为人知的臭事抖落出来,生怕别人忘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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